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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7月，唐河流域发生特大水灾，两岸30多万亩农田被冲毁。水灾过后，又闹瘟疫和虫害，再加上敌人的疯狂扫荡，人民生活陷入极大困难中。“在这种情况下担任县长的陈舜玉马上投入工作，积极动员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并和机关干部一起，节衣缩食，每人每天节约二两米，支援灾区。”陈玉恩告诉记者，当时陈舜玉到平原地区进行募捐，一次就募捐粮食636000余斤、款5800余元。

“她将募捐来的粮、款及时发给灾民，并请医生到灾区进行巡诊，帮助灾民防病治病，还亲自到三区下庄村参加分配救济粮款的讨论，与村干部一道，逐户查找重点救灾对象，并连夜送到灾民手中。为了保卫秋收、组织反扫荡，当时怀孕不久的她累得流了产。”陈玉恩说，“事实证明，群众的选票没有投错。”

在根据地，像陈舜玉这样的行政干部绝非孤例。

“三爷爷是在反扫荡中为掩护群众身受重伤被俘的，敌人把他送到医院治疗企图诱降，但他坚决拒绝，敌人恼羞成怒，把他杀害了。”虽然从未见过三爷爷，但今年刚从大连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史珊珊是从小听着他的故事长大的。

史珊珊的三爷爷陈翕儒，原名史炳祥，1939年11月任赵（县）元（氏）高（邑）联合县（后改名赵元宁联合县）县长。陈翕儒牺牲后，被冀中六地委追认为“模范县长”，还将赵元宁联合县改名为“翕儒县”。

“说是当上了县太爷，可是没办公室、没秘书、没伙房，居无定所，身上常掖着干粮，人家都说他当的是个‘走官’。直到37岁牺牲，也没娶上媳妇，连个后人也没留下。”史珊珊至今还记得自己的祖父当年讲起这个三兄弟时的心疼和遗憾。

不同于旧时坐在衙门里作威作福的县太爷，抗日县长陈翕儒每月只有十五元津贴，吃穿和老百姓一样，甚至还不如老百姓。有一年入夏因为反扫荡紧张，单衣没能及时发放，他便穿着一身的棉衣大热天到处奔走，老百姓要送一身单衣，他愣是推脱不要。

正如李公朴在《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介绍的那样，当时，晋察冀边区没有薪俸制，所有的工作人员只是按月结发一定的津贴。早在边区政府成立的时候，军政民代表大会就有这样一个决议：“原则上规定每月每人的待遇，最高不得超过十八元，具体规定由边区政府负责。”

“这样少的津贴，人们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够。”李公朴在书中解释了当时根据地实行的供给制，但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对抗日工作有积极的自觉的认识，他们并不是为了钱而工作，不是为了某个人而工作，所以津贴的多少，不在他们的意中，反而他们高度发扬了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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