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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念鬼子书，不吃鬼子糖；不上鬼子当，不对鬼子说实话；不给鬼子带路，不说出抗日干部；不给鬼子军用物资；不泄露八路军机密……”在当年的根据地，不论是巩固区还是游击区，这是几乎每一个孩子都能背诵和遵守的誓言。“为什么后来涞源、平山等地围绕王二小，甚至小英雄雨来、小兵张嘎这些文艺作品中人物的原型到底是谁，会有那么多争议，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当年类似的事迹太多了。我们这片土地上，实实在在曾经有过无数的王二小。”王聚英表示。

“抗日人人有责，抗日人人有岗，儿童团称得上是广泛发动群众的最好例证之一。”阜平县政协办公室副主任、晋察冀边区首府阜平纪事《寻根晋察冀》的作者张曙红介绍说，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是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和巩固根据地的中心一环。为此，各抗日根据地开创以来，普遍建立了各种抗日群众组织，“工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文救会、儿童团和回民建国会，佛教会、抗敌后援会和自卫队等等，几乎村里任何一个人都有组织归属。”

“在普遍建立群众组织的基础上，根据地大力发展文教事业，晋察冀根据地的小学数量由1938年的2799所增加到7697所，通过各种各样的民校、夜校、半日学校和冬学等季节性办学形式，开展大规模的识字扫盲和普及各种常识的社会教育。”宋学民表示，抗日根据地教育事业的发展，实际上是一次改变农村面貌的思想启蒙运动。大量农民因此摆脱了文盲状态，学到了基本的文化知识，抗战觉悟和生产建设能力也由此得到了很大提高。

“1938年9月到1940年，河北各根据地在整顿党组织的同时，对群众团体进行了整理，使群众运动走上了全面巩固和发展时期。”谢忠厚介绍说，各种群众组织经过整理，加强了党组织，选配了得力干部，在加强统一领导的同时，还将改善民生与争取民主结合起来，开展了减租减息和民主选举运动。

“晋察冀的组织，简直是神秘微妙、不可思议的组织。老百姓可以随便用一个眼色，一个手势，就互传讯息，传递抗日军所要的消息，而且传递的速度，比电报、电话还要‘快速’。”在大龙华之役缴获的日寇文件中，敌酋桑木师团长就曾这样哀叹。

“根据地全称‘抗日民主根据地’，由此也说明根据地的主要作用，一方面是民主政治建设，一方面是支持抗日，而且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也为抗日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坚强的后备支撑。”王聚英解释说。

“正如聂荣臻曾指出的那样，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绝不只是抗日的问题，也不单纯是一个武装斗争的问题，它包括民主政治的建设、政权机构的改革、经济政策的规划、人民生活的改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等各方面的内容，它既是对一个旧社会的改造，又是对一个新社会的开创，具有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雏形这样一个广泛而深刻的性质。”宋学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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