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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章：拍电影更靠后？

徐光耀：是的。小说出版后，就想到了电影剧本。给谁拍呢？正好严寄洲在保定拍《野火春风斗古城》，黄胄在保定给梁斌的《红旗谱》画插图。我去看黄胄时，遇到严寄洲，我跟严也认识，就把剧本给了他。他提出修改，修改不怕，但是他的修改意见我实在不能接受，于是把剧本又要了回来。这时想到崔嵬，把剧本寄给他了。在华北联大时，我和崔嵬是同事。1963年，电影拍出来了。

闻章：《小兵张嘎》是真好，小说和电影，各有各的好，但纯净是共同的。

徐光耀：看来人就得傻些才好。我当时，没有别的想法，生死两不能，宠辱皆忘，只剩下纯真了。嘎子也纯真，一心为奶奶报仇。也许是两者的心境在这时候合一了……

闻章：成了生命统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确，您说得对，人就得傻，就得制心一处，如果有名利之想，或者想依附点什么，人不单纯了，作品也就难单纯了，人不深刻了，作品也就难深刻了。

抗日是您的生命情结之一，一个人的成长期全部在战争中度过，必然会对心灵造成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对您来说，抗战题材是个永远挖掘不尽的东西。因此虽然有了《平原烈火》和《小兵张嘎》，但是，您肯定不满足。您不是不想写，而是没有机会。

徐光耀：是这样。抗战对我影响最深刻，一生忘不掉的就是抗战，再就是反右。这两件事构成了我的一生，曲折了我的一生，也成就了我的一生。因此我感念。

《平原烈火》是个不成熟的作品，只有激情，文学上不能说有多高。那里头干货多，好多是原材料。要想写好抗战题材，就得消化它，升华它。因此《平原烈火》之后，更多的是学习。先是上中央文学讲习所，又上朝鲜战场，紧接着又到老家搞了三年的合作化运动，都是全身心投入。那是个风风火火、激情澎湃的年代，更多的考虑是反映现实，跟上时代。到后来就反右了，就“文革”了，大动荡，大浩劫，没有机会写作了。即便写也不是那么回事了。只有到了新时期，改革开放，才有了重新回顾抗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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