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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深入了解霍尔，马保茹曾先后7次远赴新西兰，几乎见遍了她的家人。“不论从家人的描述、抑或由家族性格揣测，霍尔都是一位外表柔弱但内心坚定的女子。”

1896年，霍尔生于新西兰的纳皮市。“她的父亲是奥克兰的土地和地契登记官，家境很不错。”马保茹介绍说，一直接受良好教育的霍尔在护士学校毕业后，曾进入当地一家医院工作。1922年，她来到北京。

“这么年轻的女孩子，一直生长在条件优越的家庭环境里，却主动放弃了在北京协和医院的工作，到农村开办诊所。”马保茹说。在山西大同和河北河间工作一段时间后，1927年，霍尔在安国的博爱医院任护士长，并负责行政工作，后又主动申请到地处山区的曲阳宋家庄和唐县牛眼沟开办诊所。1934年，离家12年的霍尔一度回到奥克兰，到当地圣海伦妇产医院进修学习，不过她很快又回到中国，继续在唐县、曲阳一带为贫困农民服务。

“1989年8月，当我陪同牛纳姆来到宋家庄时，全村人出于对霍尔的热爱，竟都走出家门夹道欢迎。”马保茹依然记得宋家庄人提起“黄毛老何”时亲切的语气。“她在这一带行医治病并建立了第一个乡间澡堂、第一个婴儿卫生室，向妇女们不厌其烦地宣传卫生知识，还为这里培养出百名护士。她同时还创办了夜校，教农民识字，并向参加学习的贫苦农民发放食物。她把自己的钱全捐了出来，还写信给家里要求寄钱……”

后来，受牛纳姆委托，马保茹同一年又来到这一带寻访霍尔当年工作过的地方。当时正值12月份，山区里寒冷的天气冻得她“无法伸手打开录音机”。“可以想象霍尔在这里工作生活多年，需要克服多大的困难，具有多大的毅力和勇气。”

“我们关心着广大农村地区完全被遗忘的老百姓，那些淳朴善良而勤劳的老百姓过着愚昧、贫困的生活，他们的劳动受到富人剥削，无法得到任何医疗救助，那里需要愿做出牺牲的医生和护士。”当年霍尔自己在信中这样写道。

“作为一名外国人，霍尔起初对中国共产党并不了解，甚至曾用过‘捣乱分子’这个词来形容共产党，但在接触过聂荣臻司令员后，她说：‘共产党人的广阔胸怀像大海，只有共产党才能使中国改变面貌。他们能给人们带来积极、热情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希望。’”马保茹说，霍尔是个“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无私帮助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的新西兰女性”。

正是在艰苦的环境里，霍尔和白求恩相识相知。

作为亲历者，郭庆兰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看到凯瑟琳和白求恩大夫性情很相近。他们都办事果断——他们认为该办的事就立刻办。他们都很和蔼，对病人很好，但对那些没有干好自己分内工作的人又都非常严厉。”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渐趋一致的价值观令他们相处愉快。霍尔养了两只山羊，两人经常坐在一起喝羊奶、咖啡。

“他们经常一起交谈，一起进餐，一起救治伤员，相互关心，配合默契，可谓珠联璧合。因此霍尔和白求恩的关系，也历来是人们很感兴趣的话题。”作为一名感情细腻的女性，马保茹认为，二人之间确实有着深厚的友谊，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伟大圣洁、志同道合的爱在其中”。

“白求恩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在加拿大，他曾在患有当时被认为是绝症的严重肺结核病时，恳求年轻貌美的妻子与自己离婚——他宁愿孤身一人与死神搏斗也不愿连累妻子。在唐县黄石口他挣扎着写给聂荣臻司令员的遗书中，还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他离婚的妻子拨一笔款作为生活费并转达歉意。然而，白求恩遗言的最后一笔，还是献给了霍尔。”马保茹说。

别离

我依然记得他目送我走上十字路的情形。他看上去是如此消瘦和疲倦，但仍然面带笑容地与我作别。我怎会知道这竟是我们的永别。

——凯瑟琳·霍尔

“我永远忘不了人们是怎样欢迎凯瑟琳女士的。他们把她围起来喊：‘我们一直在等你，欢迎你回来！’”这是当年根据地留给第一次到来的郭庆兰最深的印象。她同时也记得，“行进途中，我看到远处好几处大火在燃烧，心里很吃惊。凯瑟琳告诉我，那是日本人抢走老百姓的粮食之后放火烧了他们的村子。日本人对老百姓极其残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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