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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8月，又一次从北平购药回到宋家庄的霍尔，没能受到像往常一样的欢迎。她看到的是满目凄凉，全村被“扫荡”，她的教堂和诊所也都被付之一炬。

“霍尔的行踪引起了日军的注意，同时，由于当地报纸虽未提名但仍然不够明智的报道和汉奸的告密，霍尔为八路军服务的事情暴露了，日军不仅烧毁了她的教堂和诊所，还向英国大使馆提出了抗议。”马保茹说，如果说此前霍尔对要不要投身中国抗战还有最后一丝犹豫的话，这时的她已经变得义无反顾了。

霍尔决心向教会总部申请资金重修教堂和诊所，并马上准备再去北平采购医疗设备和物资。“这个时候，生性喜爱冒险的白求恩提出了和霍尔同去的要求。但是此时，日军已经掌握了白求恩的情况。聂荣臻司令员不得不告诫白求恩，一旦落入日本人手中，你将必死无疑。”马国庆说，无奈之下，白求恩只能打消了去北平的念头。

霍尔只得一个人踏上去往北平的道路。然而，这次到达北平之后，霍尔很快被日本宪兵抓获，并被强行驱逐出境。

在被日军驱逐至香港后，霍尔马上与宋庆龄取得了联系，宋庆龄对霍尔和白求恩的合作有所了解，希望她留在香港参加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此时，国际红十字总部正在筹备一个医疗队，离开了为之效力18年之久的新西兰圣公会组织、转而加入保卫中国同盟的霍尔主动请缨，作为向导返回晋察冀。

1939年10月，带着宋庆龄委托她护送的两卡车药品和物资，霍尔和同伴从香港出发，取道越南，踏上了前往山西八路军总部、进而去往晋察冀的漫长旅途。

可命运，没有再给她和白求恩重逢的机会。

辗转到达贵阳之后，霍尔接到了白求恩去世的消息。

“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就像听到我的两个哥哥在‘一战’时战死的消息一样令我悲伤……”霍尔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她很少流泪。”反复查阅霍尔日记、书信、回忆录的马保茹说，“哪怕是被日军捕获、被驱逐时都没有过。在她自己的记述中，此前只哭过一次，就是见到宋庆龄说起八路军药品急缺、自己与白求恩失去联系时。”

在艰苦困难的路途中跋涉了六个月、穿越了大半个中国之后，临近石家庄时，身患重病的霍尔再也爬不起来了，没能回到魂牵梦绕的晋察冀。

八路军将她护送回西安，其后她被送回了新西兰。

“1950年6月底，霍尔来到香港，想返回她怀念的中国，但因朝鲜战争爆发未得到签证。她在香港一家麻风病医院工作了一年之后，再次带着深深的遗憾回国。”马国庆说。

归来

何明清虽已是垂暮之年，依然有一种娟巧的女性仪态，她周旋于中国朋友之间，说得一口流利的地方土话。

——路易·艾黎

“霍尔自己记述的第三次流泪，是在石家庄。”马保茹说。

1960年国庆节期间，作为国际友人，霍尔应邀来华并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周恩来、聂荣臻、宋庆龄等老朋友都与她见了面。在路易·艾黎的陪同下，终于得偿所愿的霍尔来到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的白求恩墓前，亲手献上了一捧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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