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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条件来说，一般倾向于选择位于村子边缘和两村交界处的农户。赵凤池家不仅位于村边，而且西赵庄子村位于四县交界处，周围全是山，便于转移和隐藏，且敌人力量薄弱。”宋学民分析说，“选择堡垒户时，要求所在村是进步村，并且多为贫雇农，因为饱受压迫，这些人多是可以信赖的基本群众。”

“当时我们村很穷，就几十户人家，200来口人，靠耕种山田为生。我父亲待人热忱，好交朋友，在庄里人缘很好。”赵春胜的描述印证了宋学民的分析。

事实上，赵凤池家被选作堡垒户，缘起于一把篦子。

1938年的夏天，西赵庄子村突然来了一个卖篦子的人。“我父亲说这个人卖篦子卖得很奇怪，不论把卖，而是论‘打’，一次至少要买十二把一打。”这样做生意当然半天也没人买，中午时分卖篦子的人不知是病了还是又渴又累，晕倒在地，被刚巧经过的赵凤池带回了家吃饭休息。

“过了一段时间后，这个人又来到了我们村，直接找到我父亲，先是说要还饭钱，又动员我父亲跟着他做买卖。我父亲推脱说自家祖祖辈辈是靠种地生活，不做买卖——这么着，卖篦子的人终于认定了我父亲的人品。”

“正直仗义、慷慨大方、思想进步，并且家中有人手可以照顾生活、帮助工作。”无疑，宋学民所列举的堡垒户需具备的家庭条件，赵凤池家都能满足。“冀东大暴动前夕，卖篦子的人又来了，这次，他告诉了父亲实情，并希望父亲成为他的关系人，为抗日队伍提供一个落脚点。”原来，这个操着河南口音的年轻人，就是当时中共北方局派到冀东从事抗日武装大暴动准备工作的共产党员、原红军营长孔庆同。

就这样，这个普普通通的家庭，作为抗战时期八路军和冀东党组织最重要的秘密联络站、落脚点之一，与抗战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也曾为此付出过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1942年大扫荡时，赵凤池受当时冀东军分区独立营营长杨思禄之托，掩护了一挺从鬼子手中缴获的“金嘴”重机枪。“独立营转移的第三天，鬼子突然包围了我们村。我12岁的姐姐妥子为给父亲打掩护，被鬼子在我们家门口捉住。鬼子逼问她八路的东西在哪儿，我姐姐一个字都没说，并且吐了日本鬼子一身唾沫。日本鬼子恼羞成怒，一脚踹在了我姐姐的肚子上。我姐姐惨叫一声，喷出鲜血，当场被日本鬼子踢死。”赵春胜说。

那一次，赵凤池也遭到了日寇的严刑拷问，直到敌人打累了丢下赵凤池去找水喝，他才趁机撞倒一名鬼子，光着身子拼命跑进了村东山沟里的青纱帐，得以死里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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