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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双方需要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仲裁人，这个仲裁人必须对各方知根知底，同时不代表任何机构和组织，不偏不倚。村民身边的第三方调解员就扮演了这样一种角色。

每隔一段时间，内步乡会延请一些律师和法律专家到乡里来，为第三方调解员讲解交流，但调解员们在履职过程中更多地还是使用“土办法”。

“农村有农村的具体情况，更多时候‘乡规民约’比‘对簿公堂’更管用。”刘凤恩说。村民间有一些纠纷，在外人看来是小事，可以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和双方说上话，用最简单的办法来化解。而一旦诉诸法律，则要耗时费力，双方提供证据，实则是用最复杂的手段来解决简单问题。祖祖辈辈生活在一起的农民，把情面看得很重，遇事不愿撕破脸皮，更不想“对簿公堂”，他们喜欢通过中间人“拉家常”来解决纠纷。

过去在农村强力推广的司法调解留下了不少后遗症，一些问题看似解决了，实则是把矛盾延后了；双方一旦诉诸法律，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里之间往往结怨更深。

大量农村问题因历史纠葛无法按常理和法理来解决。调解员们遇到很多田亩问题即是如此：过去村民们都愿意承包离房舍较远的地，不仅有利于作物生长也可减少牲畜破坏，为了鼓励村民承包房舍旁边的地，多年前各村往往将这部分地一亩多作超过一亩来计量分配，而近年来随着宅基地价格节节攀升和种粮补贴的发放，地远的人觉得在价格和粮补上都吃了亏，由此引发许多矛盾。

这些由村民自己推选的第三方调解员不仅在本村人中深孚众望，各自的生活阅历又让他们积累了一套化解矛盾的办法。先降温，再情理兼容当说客，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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