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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箫玉

　　石家庄这座英雄的城市早在60多年前，就为共和国的法制建设进行了最初的探索，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新中国的三部大法：临时宪法《共同纲领》、《婚姻法》、《土地法大纲》，都诞生于红色圣地西柏坡，开启了“依法治国”的道路。

　　在石家庄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先后制定颁布了200多项法令、法规、通则等，开创了“依法行政”的先河。

　　民主与法制两次盛会

　　1948年8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人民礼堂（今石家庄民间工艺馆）召开，大会选举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董必武主席在开幕辞中说，这次代表大会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

　　大会审议通过了《华北人民政府组织法大纲》、《华北区农业税暂行税则》、《村县人民代表会议选举条例》等重要法规，堪称是一次民主与法制的盛会，被誉为“中国民主历史的纪程碑”。

　　1949年7月，石家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在人民礼堂召开，这在建国前各大城市同类会议中是最早的一次，被《人民日报》赞誉为“提供了全国实行人民民主的范例”。

　　大会共讨论了500多项提案，最终通过了13项决议和一项计划。其中包括统一度量衡、工商业税收标准、建设占地补偿、保障妇女人权问题等方方面面的地方行政法规，为建设人民城市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

　　开创依法行政的先河

　　在石家庄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先后制定颁布了200多项法令、法规、通则等，开创了“依法行政”的先河。华北人民政府为新中国的法制事业探索了宝贵的经验。

　　9月26日，华北人民政府在王子村举行全体工作人员大会，董主席在就职讲话中讲了华北人民政府今后的任务后说：现在政府各部门都成立起来了，这个政府是由游击式过渡到正规式的政府。正规的政府，首先要建立一套正规制度和办法。

　　华北人民政府按照正规化的要求，建立了机关的各种工作制度，规范了办公秩序，如制定的《华北人民政府办事通则》，对于公文的审稿、签发，公文的种类、公文收发处理；对于会议制度；对于办公时间、值班制度，以及对于工作人员的要求等方面都作出了明确规定。这个办事通则的主要内容，也成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制定办事细则和公文处理的基础。

　　1949年4月,华北人民政府在北平召开临时委员会议,主要商讨华北人民政府组织机构并入中央人民政府和变更行政区划的问题。之后，华北税务总局提出了《召开全国性的专门税务工作会议的建议》,并草拟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的税制及税收、税务机构的方案。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还为中央人民政府拟制了中央、省、县三级财政制度法规,华北人民政府不但为建立中央人民政府做好了组织准备,还为中央政府依法行政起到了示范作用。

　　培养司法人才的摇篮

　　1948年8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谢觉哉担任政府委员、司法部部长。谢老很重视司法人才的培养，他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办司法训练班，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司法干部。

　　训练班开办后，他坚持亲手写讲课提纲，谢老亲自担任一部分讲课任务，每天讲课三个小时，连续讲完他所担负的课程。谢老还到华北人民政府主持召开了法律问题座谈会，并作了重要发言。会后，他给刘少奇和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对立法工作和训练司法干部提出了具体规划。

　　在短短13个月里，华北人民政府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一切反动法令，制定了众多包括政治、经济、民政等方面的重要法令条例。特别是在司法工作方面规定了严格的审级制度、裁判委员会研究制度、刑事复核制度、调解制度等。

　　在人民政府第一任司法部部长谢觉哉主持下制定的这些法律制度，不仅在当时产生重大影响，也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使得中央人民政府的各项工作从一建立就能有规可循、有序运作。

　　建国前夕，华北人民政府接收北平后，将原朝阳大学改为中国政法大学，谢老兼任新中国第一所政法大学校长，为全国培养大批司法干部。

　　廉政建设的发祥之地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组织召开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集中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并将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并告诫全党同志要警惕敌人“糖衣炮弹”的腐蚀，为党和政府开展反腐败斗争敲响了警钟。

　　华北人民政府设立的华北人民监察院为行政监察机关，由院长和人民监察员组成，在检查揭发违法失职行为、整顿政纪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华北人民政府为新中国的廉政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

　　华北人民监察院在联系群众、监督政府方面采取了一个重大举措，就是聘请通讯检查员，即各级职工会会员、农会会员、机关中技术人员及其他公正人士，热心公务，愿担任通讯检查员以帮助检查工作者。凡受聘的通讯检查员，对行政、司法、企业、财经各部门之各级公务人员，遇有违法失职，贪污浪费、违反政策，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时，应负责搜集材料，向华北人民监察院以通讯方式报告。这一重要举措对建国后加强廉政建设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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