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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玉兰 资料片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条。玉兰最赞赏的信条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8月20日下午，吕玉兰的丈夫、已退休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江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了一件往事。

1981年9月1日晚，吕玉兰即将到北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她对我说，这次去北京，准备向上反映一下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我劝她，现在国家正在推行生产责任制，从上到下都是对生产责任制的赞扬声，你这时候去谈一些问题，合适吗？”

“俺不管那些，该说的就说！”江山回忆，当时吕玉兰习惯性地把袖子一挽，挺起身子说：“俺是人大代表、共产党员，如果责任制有毛病谁也不敢讲，那非得把政策搞歪了不可，倒霉的还是农民！”

吕玉兰到北京后，果然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她的发言，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视。在这次会议的第7号简报上，吕玉兰提的“农村实行责任制，思想工作不是少了而应是更多了”的意见，被放在了第一条。

“玉兰为人处世的最大特点，就是敢说真话、敢说实话。”熟悉吕玉兰的人都如是说。

1981年9月，按照组织安排，吕玉兰从河北省委调任正定县委副书记。面对职务的变动，她毫无怨言，服从组织安排，很快同县委一班人打成一片。

“玉兰来正定的当天，就借了别人一辆自行车骑着下乡去了。”程宝怀回忆说，当时，由于粮食征购任务重，造成了正定农业结构比例失调，种植结构单一，农民收入水平低，形成了典型的“高产穷县”现象。县委一班人很快达成共识：高征购必须及时纠正。是坐等中央调整政策，还是主动向上反映问题，大家却有不同意见。

“当时刚到正定工作不久的习近平同志和吕玉兰同志都主张如实向上级反映正定的现状，说实事求是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是对党的事业负责。”程宝怀说，习近平同志和吕玉兰同志不畏困难，多次向上级反映。经过努力，正定县粮食征购任务减少了2000多万斤，给正定人民赢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

愈是求真务实，愈能眼光放远、开拓创新。

提起正定荣国府，许多人耳熟能详。今天，荣国府就好比正定旅游业的“聚宝盆”。而荣国府能够顺利建成，也包含着吕玉兰的“一言之功”。

作为我国北方著名的文化古城，1983年，正定开始酝酿发展旅游业。恰逢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需要建造一个“荣国府”，正定县把这个项目拉了过来。原计划用几十万元置起假景，拍完也就了事了。后来，习近平同志考虑到不如着眼长远，借此机会建成实景，为正定县留下一处永久性的旅游景点，推动旅游业发展。但这需要增加投资300多万元，不少干部因为思想不够解放，担心投资难以收回，对此心存疑虑。

这时，恰逢吕玉兰从河北农业大学学习回来，习近平同志便和程宝怀同志去征求她的意见。吕玉兰说，县委抓得及时、抓得好，我全力支持。同时她还利用回来的短暂时间，积极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在吕玉兰的支持下，县委很快作出了兴建“荣国府”和常山公园的决定，为正定县旅游事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使正定县的旅游业进入了黄金时期。

看准了就大干，看不准搞试验——这是吕玉兰多年的工作准则。

1970年，她在东留善固村建立试验农场，光小麦品种就种了20多种。通过对比试验后在大田推广，逐步把全村农作物改换成了优良品种。任临西县委书记时，她提出“层层搭梯子，生产步步高”。县委抓住44个在自然条件和生产发展上各有特点的先进单位作为“梯子”，很快出现了“一面红旗带一片，多面红旗带全县”的生动局面。

正定县原副县长何玉记得，当年，正定县委决定把发展农业、工业和多种经营作为正定经济腾飞的突破口。吕玉兰主动提出由自己负责多种经营工作。“玉兰在城关公社西北街大队开展庭院经济试点，指导农民利用房前屋后养花、养鱼，搞手工加工项目，并召开现场会，让大家受到启发：就在人们眼皮子底下的正定城关，农民照样能够依靠多种经营发家致富。”

“凡是为群众服务的事，都在俺管的圈里头”

在东留善固村南，有一座吕玉兰纪念馆。东留善固村党委副书记冯占臣说，纪念馆是应村民的强烈要求而建，“这是‘老书记’永远活在东留善固群众心中的一种象征。”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要做个好当家人，让大伙儿一直记在心底，那可不容易啊！”曾担任村干部、和吕玉兰共事15年的杨建文告诉记者，别看吕玉兰干事业泼泼辣辣、风风火火，但心细着呢。她总是说，“凡是为群众服务的事，都在俺管的圈里头。”

当年，村里有位叫孙文礼的孤寡老人，平时不洗脸，不叠被子，不刷锅碗，两间房里积满了灰尘也从不打扫，总感觉生活没啥意思。

为了让老人感到温暖，逢年过节，吕玉兰都要带着全体干部去他家打扫卫生。

有一年的春节前，吕玉兰和村干部们帮孙文礼家大扫除后，他说什么也要留大家吃饭。

其他人都走了，唯独吕玉兰留了下来。她帮老人点火做饭，饭做好后，喝了一碗粥——她以为是红薯面的，可老人说是玉米面的。原来，因为他家的面缸常年不盖，里面落满了灰尘，熬的粥成了黑红色。

事后，好多人不相信，孙文礼家的饭吕玉兰也吃得下。吕玉兰说：“群众的饭我一般不吃，可孙大爷家的饭我得留下来吃，而且我吃得很香，因为这是连心饭。”

“玉兰真看得起我这个糟老头子啊！”这之后，孙文礼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热情，改变了很多。为了让老人生活有着落，吕玉兰和村干部们商量后，安排他到林场看门、喂鸡。老人最终度过了幸福的晚年。他多次对人讲：“多亏了玉兰这好闺女呀！”

联系群众鱼得水，脱离群众树断根。不管在哪个工作岗位，吕玉兰总是喜欢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要求和建议。

担任临西县委书记期间，她提出“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县委常委们带领县直机关的大部分干部，深入到农业生产一线，分别蹲点在170多个生产大队，同基层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针对少数干部“身子在点心不在点”的情况，她要求干部，“不做浮在水面上的葫芦，要做沉到水底的秤砣”，使扎扎实实下基层成为临西县干部的一种风气。

在正定工作期间，她提出“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也就是面向全县，胸怀全局，不论哪方面的情况、哪方面的反映都要听、都要看，回来以后再分门别类加以分析研究，而后将有关情况向其他同志反映，分头解决、落实。

“有一回，玉兰同我讨论如何对待分工以外的事。原来，她下基层时，并不完全按照工作分工去了解情况，而是什么都问、什么都记，甚至外部门的事，她也要管。”江山对记者讲述了一件吕玉兰任省农业厅副厅长时“管得宽”的事。

那是吕玉兰在邯郸调研时，听说不少榆树生了榆叶甲虫，大片榆叶被吃光，致使树木死亡，就掏出笔记本，详细记录了这一情况。跟随她调研的省农业厅同志提醒说：“树木虫害归林业部门管，咱们就别再问了。”吕玉兰说：“如果不抓紧治理，林业受了害，农业也会受影响。咱们管不了，可以向林业厅反映嘛！”

“玉兰曾向我谈到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她说，领导就是服务，就是要联系群众。到了下边，见农民有困难，工作有问题，因为分工就绕着走，不去管，她不忍心！”江山告诉记者，一些接触过吕玉兰的县乡干部跟他说，他们不论反映基层哪一方面的困难，吕玉兰都耐心听，而且总是力所能及地帮助解决。

临西县原县长宗振荣，至今对吕玉兰“吃饭时调研工作”的事记忆犹新。

“在机关吃饭的时候，她每次都端着碗串门，宣传部、组织部，她挨着串，这顿在这里，下顿就去那边了，边吃边聊。就这样，获得了许多平时根本了解不到的情况。”宗振荣说，那时吕玉兰还不让机关的人喊她“吕书记”，而是直接喊她“玉兰”，就连村干部也都这样称呼她。“群众说她当官不像官，她就这样和群众打成一片。”

1971年，吕玉兰到省委工作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还兼任东留善固村党支部书记。当时的省委工作人员冀平说：“她跟我讲，她不是认为兼着支部书记，东留善固会发展得多么好，也不是对后来的人不放心。她是觉得自己到了省领导这么一个位子上，还在村里兼个职，会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脱离群众，要时刻想着群众。一到田间地头，一到群众中间，我就能看到自己那种幸福、那种轻松、那种热爱、那种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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