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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戴河远景。（刘学忠 摄）

清朝末年，还是女人裹小脚的时代，到海滨避暑度假、穿上泳装到大海游泳、在沙滩上晒太阳，可能绝大多数国人都没有听说过，也是不敢想象的。而作为一向喜欢海滨度假的英国人，金达慧眼识宝地，一下就相中北戴河海滨，使这片默默无闻的海滩成为后来“远东难有匹敌”的避暑度假胜地。

当年，金达不但自己在海边高地建起木屋，避暑办公，还建议在北戴河村西设立火车站，并在北京、天津广泛宣传，从而吸引了不少中外人士前来避暑度假。第二年，铁路建成，英国人史德华首开其端，在这里建了第一栋石木结构的别墅。之后几年，在北戴河这一荒僻渔村，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一栋栋洋别墅。1898年清政府宣布北戴河为“各国人士避暑地”。

“将北戴河作为第一个由中央政府设立的避暑度假区，在当时也是内外交困的清政府应变自保的无奈之举。为避免外国列强强租强占，清政府在1898年辟秦皇岛为自开口岸，同样为了限制外国人的活动范围，划定‘戴河以东至金山嘴沿海向内三里，及往东北至秦皇岛对面为各国人士避暑地，准中外人杂居’。”阎宗学说，此后更多外国传教士和巨商高官来到北戴河海滨购地筑屋，并且成立各种自治组织，插手地方行政事务。

在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的达官显贵来北戴河建别墅度假之风日盛，一定程度扭转了外国势力独大的局面。这里面还有一个对北戴河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朱启钤。他曾任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虽为旧式官僚，但充满爱国情怀。1916年，朱启钤初到北戴河就喜欢上了这里，第二年在联峰山南为自己建造了一栋中式风格的别墅“蠡天小筑”。他见外国势力在北戴河“几有喧宾夺主之势”，便积极联络京津上层人士，在1919年成立了地方自治团体北戴河海滨公益会，“保护主权，规划市政，管理避暑区之行政事宜。”

“到20世纪20年代，别墅楼房从联峰山到东山连缀成片，达500多栋。盛极一时的北戴河被誉为‘东亚避暑地之冠’。”阎宗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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