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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石百宽来说，衡水更大的诱惑力，在于其全国都闻名遐迩的中学教育。“我们外地人的孩子在北京上学不容易，衡水都给我们解决了。”因此孩子这学期一放假，石百宽就赶紧将妻儿接到衡水，学校已经安排好了，开学后就在工业新区的小学上三年级。

　　一家团聚的背后，却是妻子的付出。石百宽的妻子从北京一家待遇优厚的外企辞职，刚搬到衡水一周多时间，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像这样的家庭并非少数。产业转移带来大量就业岗位的同时，随迁家属的安置也成为当地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

　　相比之下，车间主任刘亚岚就没有石百宽这样的感受。因为爱人是北京人，又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可能随迁到衡水，因此，她不得不过着双城生活：周六下班后，坐着公司的大巴回北京，周日下午六点再返回衡水。

　　相对于产业转移给企业工人带来的冲击，一些深层次矛盾则更为难解决。在赛迪智库产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郑长征看来，“政府、企业在推动产业转移中角色定位是不同的。企业是产业转移的主体，应该按照市场规律自主决策。政府则应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短期与长期、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要把精力更多放在营造有利于企业自由流动的政策环境上。有所不为，则是应明确与市场的界限，不能过多干预企业的决策行为。”

　　今年6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根据该办法，由迁出地区政府主导、符合迁入地区产业布局条件、且迁出前三年内年均缴纳“三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三大税种地方分成部分)大于或等于2000万元的企业，3年内，其“三税”收入由迁入地区和迁出地区平分。

　　郑长征向记者表示，在产业转移中最难处理的是土地处置、税收利益分成等问题。

　　在土地处置方面，郑长征建议，北京应处理好腾退土地问题。可考虑设立首都企业外迁专项扶持基金，创新腾退土地抵押融资模式，解决搬迁期间及恢复生产过程中企业运营资金的需求。

　　“由于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北京主动推动产业向天津和河北转移，因此，相比其他地区的产业转移而言，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道路较为平坦。”郑长征说。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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