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铁肩——追忆金福安同志
一
大凡与福安同志谋面者，第一印象恐怕认为此是书生，面目清灌，身材中等，略显文弱。遇人说话，总是先稍露齿笑笑，声调也较平缓。
有时，因为一件事情的触发，不经意间会思考，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的价值，到底从何说起为好。这让我很是想起福安兄，与其文弱身影叠加在一起的那种正义感和责任感。我想，这应当是新闻工作者价值取向的首要之义。
二
我是1979年10月进的《解放日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一段时间，全国上下解放思想、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舆论战役没赶上，只是在基层实际工作中加以感受。进报社之后，平素跟一些可以深谈的同志，议论那些激荡人心的文与事，至今记忆犹新。其中就有关系福安的一段作为。
有件与我切身有关的事，使我对福安的认识更深了一层。1979年底1980年初，中国改革在农村起步，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中国农村率先改革的突破口，这一改革的本质是广大农村基层群众对人民公社体制下实施大锅饭的反感和反抗，若以经济学理论来表达，这是活跃的生产力对建立新型生产关系的一种要求。中央十分支持萌生于农村底层的改革愿望和实践。连续三年，党中央发了一号文件，对支持、发展、完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作出了明确的要求和部署。站在21世纪的今天，翻过一个历史的山头，回眸20世纪80年代初期与中期那场深刻体现了解放思想、勇于实践的中国农村改革，其最为鲜明的历史表现是农业逐年大丰收，农民收人大幅增长，城乡市场一片繁荣活跃。但在当时特别是初期，对这场改革议论相当不一，有的地方，态度甚至截然相反。那个时候，上海有10个郊县，农村人口有近450万，农村土地空间占全市的十分之九。上海的一位市委常委、副市长，在有关党政负责干部会议上明确表示，对联产承包责任制上海的态度是“三不”:不支持、不造成、不反对。这是看似模糊，实则有明显倾向的政策意见。我当时是《解放日报》农村部的一名年轻记者，凭着5年插队落户的深切感受，以及一段时间来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在实践中与农村干部、农民打交道的认识，隐隐地感到，联产承包既是人心所向，今后也必定是大势所趋。很难理解我们的一些领导和一些领导部门及至理论部门，为什么态度如此冷漠，好像不支持就是坚守马列。但作为一名市委机关报的记者，我当然不可能直接写文章在报纸版面上顶着干。新闻以事实说话，我带着一名来报社实习的大学生，去宝山县长兴岛人民公社调研，在岛上的凤凰镇住了两个晚上，写了篇《夜访联产户》，从夜晚到多种类型农民家做客调研这一独特角度，具体反映了这座孤悬于长江之中的岛屿乡村，是如何既猛烈又静悄悄地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深受农民欢迎和好评的。为减少张扬，与时任《解放日报》农村部的负责人贾安坤商量，此稿只发《解放日报市郊版》，即“小解放”，这份报纸农村读者十分广泛，城市读者较少。文章刊出后，我自己又即赶赴崇明县，连续一周，跑了5个人民公社，到农田看作物长势，去社场问收成情况，还翻阅了许多相关帐册，了解不同单位地区不同的作物项目，在不同时期的收成经营状况，作对比分析。结论十分明了，凡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大队、人民公社的收成，均比以往或者还没有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方高出几成。这种全新的经营管理机制，随着时间的推移，确实有很多需要完善、调整的地方，但无可置疑这在那个年代是重大的历史进步、是农村经营管理上的一大革命。一名年轻记者追求进步、追求真相的热情和执着是可以理解的，我综合调研采访的事实，写了篇自认为有点份量的消息。
前后当算忧喜交集。也以此使然，我敬重福安兄，这不仅是您的胆气，更是您的底气。为建构版面的灵魂，有胆有识，知其不可为，又敢于知其为!
三
新闻工作者的底气与胆略，似乎难以量化表达，但之间的关联，却又实实在在地让人印象深刻。
我不能忘却的是那次去奉贤县胡桥乡采访。原本福安随我直奔胡桥，谁想到老贾也去奉贤，被奉贤县广播站请去为骨干通讯员培训班讲课，贾安坤一见福安，朗声说道，“机会难得”。他把上午的课分成上、下各半，前半场自己讲新闻写作，下半场则要求福安讲解放日报的版面思想、版面语言和版面对新闻的要求。有这两位专家上大课，这对郊区的通讯员而言真是喜从天降，大开眼界。福安是大大受累了。那会儿黄浦江上没有桥，去奉贤县，先到闵行西渡乘渡船，郊县的交通基础设施只有沙石公路，胡桥离开奉贤县城还有几十公里，又有横插上的一场课，到目的地采访的时间成本大大蹿升。我们向报社要了辆车，初定上午7时半出发，也改为6时3刻出发，福安在夜班办公室躺了两个多小时即上车。日班夜班合成作战，去时车上一片交谈声，上午两堂课也是热烈掌声。中午过后赶到胡桥，又是参观，又是座谈会，天擦黑了，农村干部热情，非要我们用了晚餐再走。老贾豪情、善饮，主人憨厚、淳朴，福安随遇而安，虽不能饮酒，言语很是助兴。加之招待我们用的是刚从河中捕捞的鲫鱼、白虾，庄户散养鸡，那鲜腴、那香嫩真是方过舌尖，又上心间。当天，我的采访素材也很扎实，心中高兴，时间易逝，一看表，将近晚上8时。这天夜编部是福安当班，我们赶紧撤，路上也还是赶急了。福安到底太累，一上车就闭上眼一声不吱，只有老贾谈兴不减，一路滔滔。那驾驶员小宋是司机组最为敏捷的年轻人，身手了得，为了帮大金抢时间，一辆吉普车开得似激流顺水游鱼。这让睏盹糊睡中的福安，一会儿头似鸡啄米，一会儿又左摇右摆。我们同坐后排，那车没有保险带，为让福安能眯上一会，又防止出事，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我左手始终抓住福安前边的椅背，以免他头撞“南墙”。是晚10时许，从东海畔的奉贤北胡桥赶回霓虹灯闪烁的外滩，车停汉口路274号。福安似乎一个激灵，说，“呵，那么快!”下车又跟我挥手关照，“有下乡好机会，别忘叫上我。”
不能说一切都很顺理成章。当年的事实是，报道刊出之后，很快就受到领导严肃批评。报社党委书记周瑞金找我个别谈话，传达了这一批评，但态度很明确，这批评意见不往外传，也不在编前会上讲，内部掌握，由调查组把握好分寸。那时，我心中对福安兄是很有些愧疚的，他这般重炮出击，强火力支持我们，这下又如何向他转达领导的批评意见呢。
然而，历史有其自身的运行轨迹，少数人为因素很难改变大势。《解放日报》对这篇深度调查报告的有力传播，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杨尚昆、李鹏同志分别来旗忠村视察。之后，江泽民同志到旗忠村视察，详细了解旗忠村的发展情况，村民们的生活状况，高度肯定了旗忠村改革发展的举措。1992年2月2日，小平同志与家人在时任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吴邦国同志陪同下访问、视察旗忠村，欢声笑语，与农村基层干部、群众共度佳节，共贺新年。马桥乡党委书记王顺龙、旗忠村党支部书记高凤池陪同在旁边。旗忠村，这个在特定历史阶段创造了发展奇迹，也遭受过重大打击的改革典型真正地站了起来。全国各地来参观访问的人络绎不绝，当时的苏州市委书记把《解放日报》这一长篇深度调查报告复印400份，发给全市正处级以上干部，自己率领代表团到旗忠村考察访问。仅1991年，旗忠村接待各方来访人员近40万。村党支部书记高凤池陆续被评为上海市和全国劳动模范，当选为两届市人大代表，旗忠村成为上海市的红旗标兵单位。我和调查组成员作为这一事件的参与者和亲历者，对成功的兴奋和问题的思考，一时难以言说。但有一个方面，始终清醒铭记。在关键时刻，《解放日报》领导的支持，特别是分管报纸版面的领导福安兄，他对我们在大事件上的态度，又岂止是认同，从传播学理论上讲，是展开了二度创造。这又始终凝聚了他对整体局势的分析、研判、把握，凝聚了他的智慧、胆识、态度，甚至于带着风险的拼搏。斯人已逝，我已无法从正面深人记载他的思想形成、组织版面的具体过程，只好以文字介绍事情的过程状况，在历史背景的映照中，聚焦这个人物。我始终叹服，福安兄，壮哉!
知否，知否，往事如此凝重。
四
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以这两句话比照福安，我思忖，恐怕说得过去。福安在工作上不论亲疏，不计恩怨，在许多细微处都有很令人感动的体现。有次，我与文艺部记者李光一交谈，光一原本是上海玉石工艺厂的青年工人，因长于电视、电影艺术评论，先被借用，继而调至《解放日报》工作。光一敏捷，有才思，为人为文没酸气，有鲜明的工人作者的坦率，时有别具一格的文艺评论见诸报端。他告诉我，进了报社几年，与夜编部主任“大金”不熟，也没讲过话。但有一天突然收到“大金”写的一封信，充分肯定光一近期来发表的文艺评论文章。分析其优长、特色，热情鼓励光一拓展知识面，增强文艺批评勇气，写出更多佳作。这封署名金福安的信，写于夜班结束之后凌晨五时。无疑，这对一名年轻新闻工作者的激励、鼓舞是长久而深刻的。光一对文坛上的各色人马，见了多了。说起“大金”，他却很激动，“真领导!”此已为二十多年的事了。
带着劳累，带着病痛，福安英年早逝，仅67岁。当然，他留下了很多业绩、很多荣誉，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上海市劳动模范、全国韬奋奖获得者等等，令一代新闻工作者为之自豪。而他那创造这些业绩和荣誉的精神，更值得我们珍惜。
“心有大局，人有铁肩”。福安兄，斯言实哉！诚哉！
（作者：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市新闻学会名誉会长 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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