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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曾经有法学家说过，审判的最终目的不是惩罚和报复，而是化解纠纷，从而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发展。

罪犯入狱服刑，是法律对其犯罪行为的惩戒，而其未成年子女在这样特殊的家庭背景下，应得到应有的关心照顾，今后的生活也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安置。而现实中，受到各种因素的掣肘，“事实上的孤儿”并未得到应有的帮助。

13年前，承德县检察院打破司法救助缺乏对被害人等实体救助的种种局限，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国家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机制，凝聚更多社会力量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未成年被害人、被害人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未成年子女开展救助工作，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法律是冰冷的，但司法是有温度的。

池丰、杨永利、杨春光、崔国学……13年来，虽然承德县检察院的检察官们的岗位几经更迭，但他们始终致力于搭建协作平台，健全机制，筹集救治资金，统筹相关的各个部门，多渠道的拓展救助形式，研究确定精、准、快的救助方案，全力激发救助同心效应，一个又一个的“事实上的孤儿”被纳入救助范围，得到关心照料，沐浴在阳光下健康成长、完成学业。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而这种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制度的无缝对接，也充分体现了他们作为司法工作者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本质要求，为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做出了新的贡献。

“成绩虽然重要，但也要劳逸结合！”4月24日，在哈尔滨读大学的金萍收到杨永利的短信，她看着手机红了眼圈。一个来自涉案家庭，一个是办案检察官，两个因案件联系在一起的陌生人却相处成了亲人。13年来，金萍无数次地假设，如果没有遇到这样的检察官，她的生活会是怎样？可生活没有假设。承德县检察院尝试打破国家司法救助资金有限且是一次性救助的瓶颈，在全国率先建立“司法救助＋社会救助”模式的做法不仅改变了很多像金萍一样未成年被害人的命运，而且其救助模式已在全国起到示范作用。

2006年，对于7岁的金萍来说，天塌了。父亲被母亲伤害致死，母亲入狱服刑，这个家骤然间没了，她和1岁的弟弟成了“事实上的孤儿”。一个7岁的孩子被突来的变故压得不知所措，却又故作坚强。虽然和大爷大娘生活在一起，但是对未知生活的恐惧折磨得她时常在深夜里哭泣。就在这时，参与办案的检察官杨永利来到家里，带来了好消息：给她和弟弟申请了“五保”补助。小小年纪的她不知道补助是什么意思，但是她明白，这是她和弟弟今后生活的保障。

自此之后，金萍姐弟的命运就和检察官联系在了一起：每过一段时间，就有两名女检察官带着生活用品来看望他们，他们有了两个“妈妈”；读初中，杨永利又为她联系县城的学校；根据政策为他们申请刑事被害人的救助资金3．4万元；通过与爱心团体的联系，又让她有了助学基金……

金萍觉得自己是幸运的。然而，她不知道，当时，全国还没有对类似于她这样的未成年被害人实施救助的法律依据，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都是承德县检察院的一个先于全国的尝试。他们出台了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未成年被害人、被害人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未成年子女提供保护的“三向保护”机制，率先在全国司法机关开展对刑事被害人未成年人及刑事被害人未成年子女实行社会化救助。

13年来，承德县检察院领导班子几经换届，但对未成年被害人的救助却从未停止。他们和政府相关部门、社会各团体会签了文件，建立了“司法救助＋社会救助”模式，这一举措在整合全社会救助资源的同时，破解了以检察机关一己之力救助力量单薄的现实瓶颈。刘玉红、丁美玲、周铁冰、王颖……一个又一个未成年被害人得到了救助。

目前，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开展深入推进国家司法救助工作专项活动，多地检察院联合相关部门建立了国家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联动机制，实现省市县三级检察院与扶贫工作部门制度建设全覆盖。这正印证了承德县检察院在全国首开先河的可操作性。（记者袁雪梅、娄丽双、李嘉 通讯员王永军，梁鑫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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